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正变得越来越普及，这类技术被广泛用于多样化的产品上，从苹果公司的Siri语音助手，到Facebook的反极端主义言论检测系统。任何人都能轻易地在商业市场上以合适的价格购买商业级的人工智能产品，并可对人工智能进行个性化定制和重配置人工智能——恐怖分子显然也具有这样的潜在能力。

反恐领域的专家们经常存在轻视恐怖组织应用新技术新能力的倾向。2011至2012年间，反恐领域的专家们曾预测“阿拉伯之春”事件将令基地组织等圣战者运动边缘化，然而在之后数年，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吸引了大量的外国雇佣军前往叙利亚战场，与“阿拉伯之春”组织者集结抗议活动类似的社交媒体宣传手法成为恐怖组织招募成员的重要手段，而社交媒体与加密技术等技术的结合，最终也成为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开展成员招募、协调恐怖袭击对象和时间、传播恐怖袭击指导材料等活动，日后被反恐领域专家称之为“虚拟规划（Virtual Planner）”的网络时代恐怖活动新模式。

另一个例子则发生无人机领域。反恐领域的专家们最开始时对无人机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趋势视而不见，因为他们认为恐怖分子会像军队那样使用无人机，而具有制空权的美国空军将轻易击落恐怖分子的无人机。实际上，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最常使用的还是自制或商业市场上购买的小型无人机，2017年伊拉克军队收复摩苏尔的战斗中，伊斯兰国就频繁使用装有手榴弹的小型无人机袭扰集结中的伊拉克军队。

恐怖分子利用社交媒体、加密技术、无人机等新技术的案例，都描绘了一个重要的趋势：随着消费级技术在市场上的普及，恐怖分子将寻找将这些技术用于其邪恶目的的方法，而人工智能最终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这样的循环。

那么恐怖分子将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或许恐怖分子会首先将人工智能用于在社交网络上定位其袭击目标。伊斯兰国早期在叙利亚战场上的快速推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靠该组织的前叙利亚复兴党情报人员在社交媒体上确定了目标城市的关键权力人物，并帮助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抓捕或杀害了这些重要人物。与此类似，2016年3月突尼斯城镇本.加单（Ben Gardane）遭北非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袭击前，有证据显示恐怖分子根据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的情报，对负责本.加单安全事务的当地官员实施了暗杀活动。

人工智能与社交网络的结合如果只是降低了恐怖分子获得目标情报难度的话，那么人工智能与无人机群和自动驾驶汽车的结合，将会给恐怖分子提供新的袭击手段——恐怖分子可能把无人机或自动驾驶汽车改造为自杀式炸弹的载体，开展无明确目标的恐怖袭击或针对高价值人物的精准暗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科学家斯图亚特.罗塞尔（Stuart Russell）指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最大赢家将是能够从地下黑市获得此类技术的“小型流氓国家和恐怖分子这样的非国家行为者”，而在不远的将来，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可改造为袭击工具的小型商业级无人机“可能不比现在的智能手机贵多少”。

在用于直接致命攻击之外，人工智能也可能通过自动化社会工程学攻击等形式，加强恐怖组织和网络犯罪集团开展勒索、绑架等犯罪活动的能力。恐怖组织也可能利用聊天机器人（Chatbot）——在英国脱欧投票中已证明具有“虽小但战略性的作用”的技术，来强化其网络宣传和成员招募效果。

9.11事件调查委员会在其著名的调查报告中用了整个章节，强调9.11恐怖袭击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在想象力方面的失败。而近些年来反恐领域的专家们在判断恐怖分子利用新兴科技的能力之时，已多次因为想象力匮乏而判断失误。对于人工智能普及的这个趋势缺乏远见，将可能再次带来代价高昂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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