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5日，中国应急管理学会、中国矿业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公共安全感蓝皮书：中国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报告（2018）》。

安全发展是城市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城市人口、功能和规模扩大与城市安全发展的要求不适应不平衡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城市复杂性风险日益加剧，人们对城市安全的需求成为当前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话题。安全感作为公众对城市环境安全感知的“晴雨表”，成为衡量城市公共安全状况、评价政府对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成效的一项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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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城市公共安全感指数排行榜出炉

为了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城市居民公共安全感的现状及问题，课题组在借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了一套涵盖城市自然安全、治安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卫生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场所设施安全、社会保障安全、信息安全9个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层面的城市公共安全感量表，于2017年7~8月组织18队调查小组200余名师生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城市调查活动，收集全国城市居民公共安全感的第一手数据和资料，形成全面翔实的城市公共安全感报告，为我国城市安全发展的战略决策和学术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安全感评价总体偏低

应用因子分析法的数据分析发现，本次调查的31个省会城市的居民对社会保障安全效应的评价不一。对所有城市样本的社会保障安全感指数进行排名，其中杭州市社会保障安全感指数为0.5831，居于首位，成都、西宁、海口、上海等地的评价指数相对较高；乌鲁木齐则居于末位，北京、太原、南宁、呼和浩特等地的评价指数也相对较低，各个城市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安全感差异显著，且社会保障安全感与城市总体公共安全感之间的联系亦不密切。

基于需求满足的不同层次，一般将社会保障制度分为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三个基本层面。社会救助立意“救人于危难”，是最后的“安全屏障”。社会保险给予公民常规、可预期风险的制度性保障。此次调查测算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主要层面，包括养老、医疗和社会救助，深入了解我国城市居民对社会保障安全感的主观感受。根据前文对所得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并对以上三个层面的安全感指数进行排名发现，我国城市居民对社会保障不同层面的安全感评价不一。老年安全感指数均值为5.35，位居首位，医疗安全感和社会救助安全感指数均值均为5.05。城市居民对老年安全感的评价最高，医疗安全感和社会救助安全感较低。方差计算结果显示，样本对社会保障安全感的态度趋于离散。

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公共安全感整体靠后

在本次全国城市公共安全感调研中，沈阳、长春以及哈尔滨三个省会城市是东北地区实地调查的对象。从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来看，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公共安全感均不容乐观。沈阳市城市公共安全感指数是0.4634，位列全国第21位；长春市城市公共安全感指数是0.4629，位列全国第22位；哈尔滨市城市公共安全感指数是0.4466，位居全国第26位。也就是说，调查结果显示：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为代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居民的公共安全感均位列全国靠后的位置。

为什么这三个城市公共安全感整体偏低？研究发现，专项的公共安全感调查结果或许揭开了谜底。第一，就城市自然安全感排名而言，除长春排名属于中等水平以外，哈尔滨和沈阳都处于全国十分靠后位置。第二，就城市生态安全感来说，长春、哈尔滨以及沈阳均处于全国十至二十位，也不处于较大优势。第三，在医疗卫生安全感方面，长春位于中等靠后位置，哈尔滨和沈阳位于全国后列，特别是沈阳居民的医疗卫生安全感位于全国倒数第三位，仅仅高于乌鲁木齐和兰州。第四，东北三个省会城市的食品安全感落差最大。哈尔滨位列全国第五位，长春位于全国第12位。沈阳则位居全国第21位。第五，在交通安全感上，哈尔滨位列全国第16位，而长春和沈阳分别位列全国倒数第三位和倒数第二位。第六，在公共场所设施安全感方面，沈阳市的指数相对较高，位列全国第八位，而长春和哈尔滨都相对较差。第七，在社会治安安全感方面，哈尔滨和长春分别位列第18位和第19位，另外，沈阳则位列全国第26位。第八，在社会保障安全感方面，长春市位居全国中等水平，而哈尔滨和沈阳均属于全国后1/3的水平。第九，在信息安全感方面，沈阳排名全国第15位，而长春和哈尔滨均位于全国二十位以后。另外，由于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使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和完善，社会矛盾累积无法消除，城市公共安全感短期内难以大幅度提升。正如吉林大学宋宝安教授等针对吉林省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失业、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分配不公等利益问题较为突出，是当前影响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中西部城市交通安全感相对东部城市较低

在本次全国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中，交通安全感分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中，交通安全感位列前五位的城市依次是南京市、杭州市、成都市、上海市以及广州市，而交通安全感后五位城市包括济南市、昆明市、长春市、沈阳市、太原市。值得注意的是，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数和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的省份位居全国前列，而在全国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中，这些省会城市的居民交通安全感反而位居全国前几位。这种看似反常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调研发现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的数据为各个省份的整体数据，而本次交通安全感的调查对象仅仅是这些省的省会城市。其次，像南京、杭州、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城市，汽车普及已经有了一段时间，驾驶员道路交通的意识明确以及城市道路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则都比较健全，礼让行人等文明交通、文明驾驶的理念深入人心，因此，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感相对较高。另外，道路交通安全的主观感知和客观现实之间并不一定相符。郑新夷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交通主观安全感和客观安全感的关系不一定是积极联系，例如，当驾驶员感受到危险的时候不一定会导致交通事故，而当真正交通事故发生之前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危险。

生态安全感中等偏下，部分城市安全感堪忧

根据本次全国调研，在31个省会城市中，杭州、广州、重庆、拉萨以及郑州城市生态环境安全感位列全国前五位。倒数后五位的城市由高到低的排列依次是合肥、银川、乌鲁木齐、太原以及石家庄。就全国而言，东部和南部沿海城市空气质量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成功的发达城市空气质量好，因此，这些城市公众的生态环境安全感普遍较高。浙江省、广东省经济发达，近年来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道路，因此，空气质量好，舟山、惠州、深圳、丽水、珠海等城市的空气质量在全国74个城市中位居前列，作为省会城市的杭州和广州，其公众生态环境安全感指数也同样位居全国31个省会城市前列。

河北、山西是我国近年来空气污染十分严重的地区，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客观空气质量数据证实了这一点，而在本次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中，太原和石家庄作为两个污染严重的省会城市，公众的生态安全感也处于全国最后两位。

超大城市公共安全感指数偏低，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从全国城市公共安全感指数排名来看，广州市位列全国第5，武汉市位列全国第9，天津市位列全国第10，北京市位列全国第20位，重庆市位列全国第23位，上海市位列全国第24位。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重庆市以及上海市，它们的城区常住人口数量位列全国前三。然而，调查结果显示，这三座城市公共安全感指数却在全国二十位以后，在超大城市中排名后三位。全国公共安全感指数超过0.50的城市共有五个，其中，除了广州以外，其他四个城市都不是超大城市，尤其是位居前两位的拉萨市和西宁市，人口规模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属于后几位。有关数据显示，虽然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等城市由于经济发达、工作机会众多、公共物品供应充足对很多人有着无限的吸引力；但是，那些生活和工作在这些超大城市的人们却有着较低的安全感。

研究发现，造成超大城市公共安全感指数偏低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首先，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等经济发达城市，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生活在这些城市的公众，经济收入相对较高，文化素质和风险意识相对较强，他们往往存储了更丰富的安全知识，因此对于安全感的评价往往也更加真实。其次，生活在超大城市的社会公众，由于人口密集，网络信息技术更加发达，人际沟通更加通畅，政府突发事件信息披露也更加充分，因此，各种灾害或事故的曝光频率也更多。大量接触灾害、事故、公共危机等方面的信息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他们的安全感。再次，相对于中西部城市，超大城市的居民虽然工作机会多，但是，房价高、生活成本大、工作节奏快等因素，会让大城市的居民更加焦虑，他们的生活安全感总体不高。尽管本次调研没有涵盖职场安全感，然而，安全感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一种类型的安全感较差，在晕轮效应的作用下，也会拉低其他类型的安全感评价。最后，超大城市由于人口和其他各要素的高度密集，使某些类型的灾害或事故容易发生。如2012年7月21日北京市遭遇的特大暴雨灾害；2014年12月31日上海市外滩陈毅广场发生的踩踏事件；2015年8月12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发生的危险品火灾爆炸事故，等等。这些灾害事故发生以后，也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力和影响力。

信息安全感成为公共安全感的明显短板

在2017年全国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中，信息安全感指数在全部城市公共安全感分项指标中倒数第一。而且相比较于其他九项指标，信息安全感指数是唯一得分不超过0.4的项目。由此可见，全国公众的信息安全感普遍较低。在全国31座城市中，来自拉萨市、南京市、重庆市、杭州市以及贵阳市的受访对象信息安全感指数位列全国前五位。而后五位城市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北京市、南昌市、太原市、乌鲁木齐市以及南宁市。由此可见，全国公众的信息安全感高低，与经济发达程度并没有直接关系。北京市民的信息安全感指数在所有分项中得分最低。而信息安全感指数得分较高的城市，既有南京、重庆、杭州这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也有拉萨、贵阳等经济欠发达的城市。研究发现，各个地区信息安全感的指数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电信诈骗的发案率予以解释。从近年来公安部门公布的电信诈骗案件来看，广西、福建、江西、湖南、广东、新疆等地是重灾区。

为什么全国范围内公共安全感分项调查中，公众的信息安全感指数排名位于最后一位？调研发现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在当今社会，信息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资源。离开信息交换和信息管理，人们没法工作和生活。人们可以选择生活的城市和工作的类型，但人们无法离开信息而生存。其次，尽管人们可以通过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日常管理做好自身的信息安全工作，但是人们无法保证大量其他掌握人们信息的主体拥有类似的意愿和能力。再次，信息泄露涉及人们的个人隐私以及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人们通过自身的经历能感觉到个人的信息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最后，近年来，因信息泄露导致的恶性事件屡禁不止，尤其像2016年8月“徐玉玉电信诈骗案”等事件，更是给社会公众的信息安全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全国城市食品安全感指数偏低

本次全国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结果显示，在全部9项公共安全感专项调查中，全国公众的食品安全感指数为0.4693，排名倒数第二。就具体城市而言，在调查的31个城市中，位列全国前三位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广州以及武汉。另外，北京市位居全国第六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全国范围内食品安全感指数偏低，显示出社会公众对于食品安全存有深深的担忧，然而，在全国范围内，超大城市居民的食品安全感整体上高于其他城市。也就是说，相比较其他城市而言，超大城市公众对食品安全有更强的信心，也因此有着更高的安全感。

为什么全国居民的食品安全感普遍较低？研究发现，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首先，不同于其他物品，食品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需品，倘若食品安全出现问题甚至面临危机，会引发人们深层次的恐慌。食品的属性决定了安全的食品是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需要。其次，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安全，食品安全领域通常面临着信息不对称问题。单凭个人和家庭，我们难以科学判断食品的真伪、优劣、品质高低。人们对于自身能力所难以掌控的事项，通常会感受到压力和不确定感。我们单靠自身的知识和技术难以检测食品是否安全，而现实中又发生了大量食品安全事件，那么我们的食品安全感指数就会偏低。再次，保障食品安全不仅需要靠商家的良心，还要靠政府的法律和决心。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保障食品的安全是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物品。当前政府食品监管体制的缺陷也是食品安全事件得不到根治的重要因素之一。公众食品安全感偏低其实也反映了公众对政府食品监管效果的不够信任。最后，除了亲身经历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外，公众的食品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来自新闻媒体的宣传。新闻媒体在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和引导消费者饮食取向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但过度、失实和夸张的披露可能不利于消费者建立合理的食品安全信心。

社会治安安全感总体较好，但仍有提升空间

本次全国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中，社会公众治安安全感表现良好。在全部九个分项安全感指数中，社会治安安全感指数得分是0.4934，排名第三，仅次于自然安全感和公共设施安全感。具体来说，在31个被调查城市中，有11座城市的社会治安安全感指数大于0.50。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治安安全感指数位列前五位的城市依次是重庆市、拉萨市、石家庄市、杭州市以及广州市。治安安全感指数后五位城市则包括天津市、昆明市、兰州市、南宁市以及呼和浩特市。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位列最后一位的呼和浩特市，公众治安安全感指数也达到0.4323。这说明，中国城市社会治安安全感总体较好。

本次全国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研究，受访居民在治安安全感上的回答，一方面印证了我国政法系统公布的客观数据，另一方面印证了各方对于中国社会治安总体状况良好的判断。虽然社会公众对全国治安安全总体上投了满意票，然而，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贫富分化以及其他社会矛盾较为尖锐，社会违法犯罪事件仍然处于高发态势，因此，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仍然是政法系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全国范围的治安安全感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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