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周海聃

编辑 | 樊晓芳

过去 20 年，互联网技术在中国商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而随着人口红利放缓，人们逐渐将目光放到了商业之外的领域，期待把互联网这个引擎装到各行各业，以期挖掘出以往不曾发现的新价值。

「互联网+」概念于此时应运而生，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便是「互联网+政务服务」。

根据《中国政务云发展白皮书 2018》，2017 年我国政务云市场规模达 292.6 亿元；政务相较工业、金融、互联网等其他行业，是我国云计算市场中规模占比最大的行业，达 40% 左右。

本次「智慧城市深度访谈」中，机器之心采访了一家深耕「互联网+政务服务」市场的创业公司，数梦工场。

数梦工场提出了一种「新型互联网架构」的理念，希望帮助正在进行「自我革命」的政府向「数字政府」转型。数梦工场用数据智能技术构建业务与技术中台，并选择政务服务的高频事项入手，助力政府提升服务智能化水平。

「三年成为独角兽」、「7.5 亿元 A 轮融资」、「原华为、华三团队」、「阿里天使轮及 A 轮战投」等一系列标签，是外界对数梦工场的普遍认知。

但何为「新型互联网架构」？政府为何需要这种新技术架构？新架构到底能帮助政府实现多大价值？数据智能技术加持的政务决策多大程度能让老百姓获得切实益处？政府是否能落实这种新架构，成为数字化改革先行者？我们更希望从这家公司身上寻求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数梦工场于 2015 年在杭州云栖小镇成立。凭借其创始团队，在过去二十余年，在华为、华三等企业，深耕政府及大型企业市场，对政府业务形成的深刻理解与长期积累，以及与云计算技术巨头阿里的深度合作，短短三四年，数梦工场已发展为一家业务遍及浙江、河南、重庆、青岛、长沙等三十多个省市，估值超 10 亿美金的涉云大数据领域独角兽公司。

在浙江，数梦工场深度参与了浙江省政府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抓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运用数据技术支撑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政府数字化转型。

通过对数据进行归集、清洗、治理、整合，数梦工场协助政府构建了包括人口综合库、法人综合库、信用信息库和电子证照库等在内的基础库和主题库，以此帮助政府用户挖掘数据价值，更好发挥决策分析、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精准扶贫、房产办理和商事办理等政务职能。

数梦工场基于钉钉的平台框架，围绕政府行业需求打造的新型政务移动互联平台「浙政钉」，拥有超过 100 万名浙江省政务系统用户。除了浙江，在江苏、山东滨州和重庆潼南等地，政务钉钉已成为政府办公的标配。在国家信息中心牵头设立的数字中国研究院，数梦工场作为副理事长单位参与编写了《数字中国建设白皮书》。

「架构决定价值」，数梦工场董事长兼 CEO 吴敬传强调。数梦工场取得成就的背后是其倡导的「新型互联网架构」思想。

数梦工场成立的使命是希望用商业互联网的成功经验，助力政务、城市、产业等领域实现数字化转型。

将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型互联网」平台型技术架构输出至政府领域，以取代电子政务时代垂直业务导向的「烟囱式」技术架构，促进轻便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用蓬勃发展，形成百花齐放的数字经济生态。这便是「数梦」二字代表「数据强国梦」的应有之义。

作为一家涉云大数据公司，数梦工场结合业务场景，引入大中台理念，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构建了行业化的新型互联网平台，其中包括以数据共享为核心的数据中台、以业务能力共享为核心的业务中台、以行业化的 AI 技术为核心的 AI 中台。这三个中台相互倚助，支撑数字政府、智慧城市、产业经济等领域的应用创新。

数梦工场与阿里云结成了「使命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 IaaS 层合作开发解决方案。随着 PaaS 层客户需求与日俱增，生态潜力及战略价值逐渐凸显，数梦工场与阿里云在这一层也开展了更具优势互补的合作：数梦工场凭借其对政企客户业务的深厚理解开发与顶层应用连接的 A-PaaS；阿里云凭借公有云技术的积累，负责 PaaS 层与底层基础设施连接的 I-PaaS。

数梦工场与阿里云在涉云方面的合作背后也代表了云计算市场发展的两大趋势：

1、以中小企业上云为主、客户数量驱动导向的第一阶段转向以大型企业、组织上云为主、ARPU 值（客单价）导向的第二阶段；

2、企业上云方式从单一建设的私有云模式转变为公有云加私有云的混合云模式，及从多个云厂商采购异构资源的多云架构模式。

除与阿里合作外，数梦工场也根据政企客户倾向使用多朵云的实际情况，逐渐积累并输出「异构云管控」的技术能力。

在本次采访中，数梦工场董事长兼 CEO 吴敬传与数梦工场 CTO、副总裁崔晓峰向机器之心介绍了数梦工场为什么认为政府需要「新型互联网架构」及云计算架构的比较优势，并分享了帮助促进政府向「新型互联网架构」转型时如何落地及选择切入点的思考和经验，最后他们还对未来政务云市场中跨部门、跨地域的标准体系的建立方式与竞争态势进行了展望。

政府为什么需要新型互联网架构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今天在数据技术时代（DT 时代），需要采取「新型互联网架构」来取代 IT 时代原有的建设思维？

吴敬传：我国电子政务的第一个实质起步阶段是 1996-1999 年，这一阶段的重点是推进无纸化办公及政务上网工程；1999 年-2008 年，以「两网一站四库十二金」工程为代表的重点建设工程掀起了电子政务产业黄金发展的十年。

这一阶段工作顶层牵头单位为总理级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着重于部门信息化应用的纵向深化；在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2008-2014 年，电子政务工作进入以工信部信息化推进司牵头推进的创新探索期，提出了以智慧城市为抓手探索新技术、新模式。2014 年，电子政务牵头单位重归最高层担任组长的中央网信领导小组。14 年至今属于电子政务的新一轮起步时期。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电子政务领域已经呈现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纵强横弱」等问题，即海关、税务等中央到地方的纵向垂直系统电子政务系统发展较快，地方政府的横向整合系统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低，横向整合能力与业务需求严重不匹配。

在云计算概念出现以前，政府的信息化项目基本上是采取部门自建的方式，这种方式往往以满足一两个点上需求为目的，中标软件集成商需要从实体服务器开始一层一层地搭建到最上层的业务软件应用。

这种 IT 时代主流的政务软件系统开发方式因为较少考虑不同应用之间的整合互通问题，导致了在底层开发时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并形成了林立的「信息烟囱」。云计算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

云计算按照功能将软件开发划分为基础设施层 IaaS，平台层 PaaS 以及业务应用层 SaaS 三部分。

其中第一层 IaaS 层是底层基座，提供的是服务器存储的由实体转为虚拟的能力；第三层 SaaS 则是与业务相关的一个一个点的应用，如 CRM；中间第二层 PaaS 则是将基座和点对接在一起的中间层，是负责管控的操作系统平台。PaaS 层往下可以管理和调配多种类型的底层 IaaS 存储资源，PaaS 层往上则向与业务内容相关的 SaaS 应用提供底层能力输出。

数梦工场提出的新型互联网架构实际上打破了原来 IT 时代割裂的底层架构，通过构建中台提炼了开发业务应用所需的共同底层需求，形成共享能力，降低了开发成本，提升了业务灵活性，为政务应用形成繁荣的生态提供了可能性。

强大的数据中台、业务中台和 AI 中台，让疏离的政务应用能进化为繁荣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便是采用「新型互联网架构」的重要意义。

如何推动新型互联网架构在政府落地

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向政府、大型企业、传统产业传递新型互联网架构的理念？

吴敬传：数梦工场有一整套完整的方法论、产品和解决方案，并积累了丰富的落地实践经验。目前对于企业而言，不仅在于传递理念，而且要深入到场景中去，围绕场景构建业务应用。

我们看到全国各地政府部门综合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各地都建有政务云，不少地区组建了大数据资源管理局等，从政府自身「放管服」改革角度来看，政府部门在探索应用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

这些改革「以人民为中心」，老百姓和企业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从跑一次跑两次，到实现「一次都不跑」。

在传递新型互联网架构理念并创新实践的过程中，很重要的方法是做出一个样板来。例如，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效显著，在全国形成一个样板效应。在这个标杆的示范引领下，全国各地向浙江「取经」，带动各地加速推进「放管服」改革。

在推进浙江「最多跑一次」过程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吴敬传：最具示范性的经验应该是浙江省在全国率先设立大数据管理局，并在做「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数据标准和数据共享体系。

比如，数梦工场参与建设的人口库等基础库。在过去，可能各个政府部门都有自己分散的人口库，但没有形成统一共享的标准。

现在，数梦工场作为国家标准起草的行业龙头企业，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配合浙江省政府在数据治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数据的标准，支撑基于数据共享的流程再造，实现「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的「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这些关键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全国复制。

围绕政务场景部署专有云、进行数据梳理并搭建业务系统等，这些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定制化的过程，需要深入地跟政府人员一起梳理业务逻辑，进行定制化开发，也是普遍认为的苦活累活。企业在推动新型互联网架构落地时，自身团队要有什么准备？

吴敬传：把数据能够有效的资产化，里面确实有很多苦活累活，也有很多人工智能可以发挥的地方，实际上不是割裂的。我们想通过智能化的方式让更多干苦活累活的人能从这些任务中解放出来。

数梦工场团队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数梦工场本身，我们有将近一千多人，80% 都是技术人员。另外我们在当地有生态合作伙伴，有些是数梦工场以投资的方式，或者说是在当地企业成立联合城市数据运营公司这种轻资产运作方式。

人才是发展数字化产业的根本。我们希望在任务地点，培养出一支人才队伍。

因为不是每个城市都像杭州一样，有大量的数字化人才可以选择。很多城市不具备这个人才储备，就得在当地留下公司培养的人才，在当地去发展它的人才队伍，与当地的高校、国营单位等合作，这个过程对于数梦工场而言，实现了技术能力的输出。

崔晓峰：关于定制化，我们采用行业化、场景化、标准化的思路来打造数据中台、业务中台和 AI 中台，即新型互联网平台，通过沉淀场景化的公共构件，减少定制化，提升数梦工场解决方案的可复制性。

互联网架构的落地方面，客户需要充分认识到新型互联网架构的优势，ISV「烟囱式」的开发模式可能会在前期看似效率很高，但是随着业务的发展，IT 系统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底层的重复工作越来越多，包袱也越来越重，因为传统模式中公共构件没有复用，数据和业务能力没有打通。

在方法论及效率对比上，新型互联网厂商和 ISV 之间应该是一个数量级的差异。

以人口库、法人库为切入点

数梦工场为什么选择以综合人口库和综合法人库建设为切入点来构建新型数据中台？

崔晓峰：人口库和法人库这是一个基础。相对于其他基本数据库（地理信息库、基础设施库、宏观经济资源库），其实人口库和法人库之前的建设相对更薄弱一些。但是人口库和法人库是核心的主体，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其他的数据库其实是这两个库的横向或纵向的延伸。

比如自然人库，就涉及到 2000 多个标签，来自于公安、民政、人社、税务等各个部门，要通过这些标签建立起一个完整、全生命周期的体系。

人口库和法人库是通过大数据管理局来建设？为什么此前这两个库的建设工作较为薄弱？

崔晓峰：是的，人口库和法人库一般是大数据局来建设。比如人社部的数据，有 10.5 亿的全国参保人员的信息，公安部门又有自己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使用频率很高，准确度非常高的数据。由其中任何一个部门来集成建设，不管是人社牵头或是公安牵头，其实都不是那么合适，所以需要大数据管理局这个公共部门来牵头。

所以需要公共部门来构建数据标准，确定要刻画一个人所需要完整的标签是什么。比如阿里淘系有数千个标签，芝麻信用有上万个标签，这些数据是刻画的基础。然后再看这些数据从哪里来，每个部门需要提供哪些数据。

要做到一数一源，比如同样一个人的信息，有些信息可能是以公安为准，有些是以人社为准。需要建立一个横向的体系。

我们倡导的人口库的理念是打造面向政务服务等业务的平台体系，人口库作为政务数据中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享交换，支撑共享开放，为业务创新提供数据支撑。

正因为我们的理念和定位的差异，再加上我们有技术方法论来支撑这种理念，使得我们可以通过人口库和法人库构建出新型互联网的体系。

建立统一的政务云及数据共享的标准体系

对于不同厂商的云，为什么要进行「异构云管控」？

吴敬传：我们认为未来不同云厂商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会发展出相对的技术优势，要站在用户的角度，不是云越大越好，而是合适的云资源。

因此要实现异构云之间的调配，要实现一种「异构云管控」。这是数梦工场在可信云平台和云数安融合管控能力上的主要技术优势。

假设浙江的政务云是阿里跟数梦工场一起做的，广东的可能是腾讯、华为在做，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是如果这两省建成的政务云之间是不打通的，怎么办？

崔晓峰：要解决跨区域的问题，需要构建国家级的标准体系。数梦工场等厂商是要用自己的技术和业务理解，协助政府，构建起互联互通等标准。

现在其实有一个趋势，即部省联动，从部级的角度解决国家标准的问题。

具体到某个部委，它从业务需求出发制定数据标准，建立数据目录。各个省厅按照要求来构建自己的数据，跨省的交流通过部委来发挥桥接的交互的作用，但是大家都是用共同的语言来建设。

部委跟国家信息中心之间，或者其他部委与部委之间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崔晓峰：国家部委去年有个项目就是建国家级的这个公开平台。

这其中包括两个对接，第一个对接是纵向对接各个厅局，第二个对接是横向的各个部委，横向纵向都要建立对接体系。

在国家层面上，要协调的标准难度更高，过程可能更长一些，但是这个思路趋同的。同样一个元数据，到底以人社的为准，还是公安的为准，还是民政的为准，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在顶层部委之间标准不统一的话，下面省市该如何办呢？

崔晓峰：省市级可以先行，例如浙江省就发布了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这个管理办法会逐渐形成数据共享的标准，会先形成地方性的标准。

因为现在全国在建的系统，也不完全是一致。有些系统是统建的，有些系统分建，所以每个省也不完全一样。可以先行先试。

面对独立软件供应商（ISV）们建的新旧「烟囱」，数梦工场中台体系或「新型互联网架构」，是不是最终要把这些烟囱都取缔掉？

崔晓峰：以大中台理念构建的新型互联网架构肯定是大势所趋，其他的业务系统都会逐步融入进来。

至于说是不是拆除掉，我觉得会有一个过渡形态的过程，不完全是黑和白的。我们希望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新型互联网体系，它既能够支撑未来业务的发展，也能够兼容当前的业务现状。并不是一刀切，而是让 ISV 逐渐的跟大家认同的体系来对接。

对接的目的，是通过利用我们体系已经积累的能力，既能做业务创新，也可以减少重复建设和维护成本。同时我们也会制定一些标准，让满足技术标准的系统快速融合进来。

好的统一标准有什么特征，数梦工场能制定标准的能力从何而来？

崔晓峰：数梦工场标准制定的能力有多个来源。

数梦工场的研发团队有很好的软件基因和优秀的设计能力，在设计初期，就构建了结构稳健、可靠性高、扩展性好、前瞻性强的顶层设计；避免了后期的颠覆性重构。

其次，数梦工场从阿里吸收了互联网平台的经验、方法论；尤其是中台建设的方法论，数梦工场致力于把中台的思想消化吸收后应用在政企领域。

第三个是基于对业务的深刻理解。数梦工场愿意深入政企市场去接触业务，理解政企客户的需求，能通过这些年沉淀下来对行业的理解，结合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满足客户的实际所需。

「巨人」肩上的涉云大数据专家

未来在 PaaS 层会演变成几个巨头瓜分占领政务市场的情况吗？

崔晓峰：首先要明确的是 PaaS 层所有权是属于业主（政府）的，但可能会形成几个掌握这个顶层设计能力、核心能力开发以及交付能力的数个行业性的企业。

这种企业既懂政府业务，也懂新型互联网技术，同时具备相应的核心的开发能力和交付能力。这可能是未来一个趋势。

如何看待未来云计算市场的竞争合作的趋势，包括数梦工场与合作伙伴阿里及其他厂商的关系？

吴敬传：我们很荣幸，在 DT 时代一开始，我们就能跟巨头们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一起进行创业。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小公司或者初创公司。我们长在巨人肩膀上，这个巨人不仅仅指阿里，更指我们过去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

首先对阿里来讲，我认为未来可能会更加重视生态体系。例如，在华三时期，从 2004 年到 2007 年，我的团队从 1000 人变成了 5000 人，但从 2007 年以后到 2015 年，人员一直维持在 5000 人，但我业绩规模翻了几番。从 2004 年到 2007 年，我认为是通过人增加使业绩增加。但 2007 年以后到 2015 年，我认为是通过合作伙伴渠道的方式，把业绩增加。所以要学会用生态。

某种意义上，即使是 BAT，未来发展都要靠生态，谁的生态战略成功了，谁就会成功。

数梦工场也有自己的生态。数梦工场的核心是在云和大数据上。再往上走，与业务相关的更多的会以生态的方式呈现，我们希望携手合作伙伴共建数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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