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积极谋求一超独霸的国际地位，加快推进单边主义步伐，然而科技的进步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美国单极霸权受到当今以信息科技为代表的多极化挑战，公与密、对称力量与非对称力量的激烈博弈，使美国达成战略目标的不确定性日益凸显，兰德智库建议将“政治战”作为当前美国国际博弈的重要工具。

“政治战”于1948年由乔治·凯南在冷战初期提出，凯南称其是克劳塞维茨理论在和平时期的“合理”应用，既包括诸如政治联盟、经济干预等公开行动，又包括“白色”宣传等“颜色革命”秘密行动。70年后的今天，美国智库大谈政治战，鼓动美国开历史倒车，2018年4月兰德公司发布《现代政治战》并将政治战定义为“在一个国家的命令中运用一切手段为了达到国家目标”。2018年7月兰德公司发布《美国怎么打政治战》，报告称中国通过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三战”协调国家权力展示国家意志，利用国际法支持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报告建议美国建立类似“国家反恐中心”（NCC）的“国家政治战争中心”（NPWC），在当前面临的广泛竞争中保持攻势，协调军事力量、秘密行动、网络、外交和经济工具强化和协调非常规战争、远征外交和秘密政治行动，其中秘密政治行动的范围包括制造经济混乱、扭曲政治进程或信息操纵。2019年3月布鲁金斯学会发布《未来政治战：俄罗斯、西方和全球数字竞争时代》，报告认为美国的对手在政治战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的能力，美国必须发展一流的政治战能力。2019年5月31日，兰德智库再次向美国政府建言提高对政治战的重视程度，凸显美国精英阶层战略思维的重大转变。

一、制造他国经济混乱是美国发动秘密政治行动的惯用伎俩

历史上，美国曾主导“沙塔林-亚夫林斯基500天”计划致使苏联金融及经济崩溃，随之族际冲突、工人罢工加剧社会紊乱，导致苏联经济、财政、社会政治全面危机；美国也曾在80年代推动日本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大量资本涌入市场推升金融泡沫，90年代金融问题频发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当今世界，美国具备发达的金融市场、完备的金融工具和竞争力顶尖的金融机构，其利用三大金融基础设施“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美联储转移大额付款系统”（Fedwire），可任意对目标国金融机构、实体和个人发起制裁，切断清算、结算与支付渠道，冻结目标对象在美资产，逼迫目标对象缴纳巨额罚款。2012年我昆仑银行因向伊朗提供金融服务而被美国政府制裁，其与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被切断，美元结算通道被关闭。

1. 美“长臂管辖”科技企业打压目标国数字经济发展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技术红利耗尽，经济增长迫切需要新的推动力。而近十年来，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轮信息科技构成新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数字经济成为国与国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自2017年我国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以来，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2019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将华为及其68家关联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8月13日，美国国防部（DOD）、美国总务管理局（GSA）和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临时法规，执行《2019年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规定，禁止华为技术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或该实体的任何子公司或附属公司），出于公共安全、政府设施的安全，关键基础设施的物理安全监视以及其他国家安全的目的，禁止海能达通信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公司和大华科技公司（或此类实体的任何子公司或附属公司）生产的视频监控和电信设备；8月19日，BIS对华为延期90天，截止到11月19日，但同时新增其46家关联企业，其中超过20%是华为的全球研发和创新中心，美国此举意在打击华为创新能力核心地带，彻底将华为逐出美国市场，严重打压甚至妄图切断我国信息科技乃至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

2. 数字货币美“先发制人”或影响地缘货币安全

2007年底美国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IIE”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提出“SDR超主权货币”方案。2019年6月18日，美国Facebook公司正式发布Libra，Libra主要面向转账、付款和汇款市场，可在Facebook生态体系以及Uber、Spotify等实际应用场景中流通，其最大特点是形成稳定币，锚定一揽子主流（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货币，解决了比特币波动大、难以充当一般等价物发挥交易媒介功能的困境。伴随Libra在全球范围的推广，一个为全球数十亿人提供简单无国界的数字加密货币和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的区块链平台宣告建立，在网络便捷性和技术驱动力的双重作用下，Libra很有可能成为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利器“超主权货币”,以美国Libra为首的超主权货币将成为国际政治议题。

同时随着比特币、Libra等虚拟货币兴起，委内瑞拉等小型国家法定货币已被虚拟货币所替代，借助虚拟货币，大量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外流的资本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流出境内，加剧热钱大进大出，引发他国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二、美国通过远征外交颠覆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稳定

自二战以后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出现一系列问题，美国政治家认为要想获得一个完整的战争胜利必须在政治上获得胜利，因此美国成立了国家民主基金会（NED）、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AEI）、应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中心（CANVAS）等多领域非政府组织（NGO）作为驻外的援助团体，配合其遍布全球的外交机构、海外基地协同开展活动，针对目标国家或地区进行政治干预。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总统的公共外交策略“花样迭出”，1983年，里根总统签署秘密“77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77），要求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立一个特别规划小组，加强、组织、计划和协调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活动必须紧密地与企业界、工会组织、大学、慈善机构政党和媒体相结合。1999年，克林顿总统签署秘密“68号总统决策指令”（PDD-68），是NSDD-77的替代性指令，该总统令由国际公共信息委员会（IPI）负责，在于“诱导国外民众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抵消美国敌人的宣传”。

1. 对政治事件的选择和攻击

美国有着遍布全球的公共外交机构，对于驻在国的领导人或重要政党特别是反对党的领袖人物，美国大使或公使以及高级外交官往往亲自出面或进行经常性的拜访，或举行招待会、宴会，通过长期接触，选择和培养美国的代理人，在条件“成熟”时推举他们出来竞选或发动政变，并把他们扶植上台。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巨变之后，美国继而在东欧独联体和中东国家策划“颜色革命”，成功发起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和201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5年黎巴嫩“雪松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2006年伊拉克“紫色革命”、2007年缅甸的“番红花革命”和2011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美国扶植亲西方势力上台，造成这些国家政权动荡、民不聊生。2005年，白俄罗斯成功将“牛仔布色革命”遏制在萌芽状态、同年哈萨克斯坦也成功阻止了“黄色革命”。

纵观美国在中东、北非、中亚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行动，其手段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监测目标国家或地区政治相关事件，一旦出现反对者，美国便趁机舆论造势，借助媒体、社交软件进行人权谴责，洗脑更多的人加入反对者行列；其二是鼓动反对者游行示威提出推翻或更换当政者的政治诉求，将培植的亲西方势力推举出来，参与并领导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利用媒体、社交软件进行放大、混淆、诋毁目标国人权和法治，进一步扩大事态，形成延绵不绝之势；其三是随着事态的持续恶化、升级，美国为反对派提供资金进行武装反抗，迫使目标国家或地区实施武装镇压或实施断网，冲击目标国或地区的人权和法治，扭曲政治进程，以实现对地方政权的颠覆，从而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需要。

2. 美非政府组织的主要活动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主要通过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CILS）、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四大核心机构在海外从事推进其所谓的民主运动，赤裸裸干涉他国内政。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针对香港的活动项目主要由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和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CILS）负责，长期资助香港民主党、思想政策研究所、新力量网络、香港职工联盟、香港人权监察等非政府组织，同时该基金会支持潜在的藏独、疆独分子与香港和台湾建立串联渠道。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AEI）是由“颜色革命教父”吉恩·夏普创办，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从20世纪末叶至今，从对抗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小国、塞尔维亚、缅甸、乌克兰、伊朗、埃及与其他阿拉伯之春国家都看得到AEI所倡导的吉恩·夏普的非暴力战争理论化与实际行动。

应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中心（CANVAS），由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与欧洲安理会出资，设立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迄今训练了50多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美国远征外交通常是与比较有影响和地位的反对派组织联手，然而与美国典型的外交策略不同的是，CANVAS专门寻找幼稚的年轻学生，学生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处理问题简单、天真，比较容易接受过激的运动目标，同时不会轻易与政府妥协，简单来说即是“一定要以要么政府死，要么学生亡”的方法进行斗争。CANVAS认为寻找颜色革命中导致乱局的导火索非常容易，比如：发生自然灾害以后政府反应速度太慢，或者城管打死一名小贩，这种事情通常会引起大家的众怒，但是只要政府应对得当，拖一下时间或惩罚几个官员，群众的怒火会消失，因此革命的目标，不能设置为具体的生活问题，生活诉求是斗争的“马甲”，而关于年轻人的自我身份认定才是斗争的“核心”，这种设定让年轻人觉得接受革命是一件“很爽”“很酷”的事情，要让大家相信革命推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让政治成为一件很性感的事，这样的叙事更能打动人心。CANVAS将革命的“叙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一是在革命初期，通过社交媒体聚集大家外出散步推翻政府，政府如果不出动警力，严阵以待，就会表现出胆小懦弱，大家就会趁机一哄而上，但是如果政府戒备森严，反对派就将安排外国记者大力曝光，让大家看政府心虚的一面，因为利益诉求者并没有出动人力，只是网上虚张一下声势，就让政府出这么大的洋相。二是这样的事情，不断的搞，让你精疲力竭，防不胜防。三是CANVAS认为要利用大家的怒火，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权搞垮，需要一个准备非常充分的组织，抓住机会，煽风点火，把事态给搞的最大，让参与各方都无退路。因此所有的革命在外行看，似乎是个偶发事件，其实不然，事实上组织者已经做了长达几年的准备。

3. 不确定的信息战和确定的网络战

信息战是指使用和管理信息来保证与对手的比较优势。包括情报收集、验证，向对手散布、宣传假情报。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通过发布假新闻等一系列信息攻势，给伊军造成了强烈的心理震撼，打击了伊拉克军队和人民的士气。2019年1月23日委内瑞拉政局突变，局面危及政府面临恶性通胀并施加严格外汇管制，当地居民纷纷将钱兑换成比特币进行贮藏。临时总统国民议会主席胡安·瓜伊多和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合法国家领导人之争陷入僵局，美国自克林顿政府开始对委内瑞拉政权实施“静悄悄的干涉”计划，历经数位美国总统，却不断陷入不确定的僵局之中。

网络战是美国在信息战中最常使用的打击手段，历史上美国曾多次参与或对他国发起网络战。2002年，布什政府签署秘密“国家安全16号总统指令”（NSPD-16），组建美军也是全球第一支黑客部队暨“网络战联合功能司令部”，也称“140部队”。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情报部门获悉，伊拉克从法国购买了一种用于防空系统的新型电脑打印机，美国情报人员偷偷把带有AFgl病毒的同类芯片换装到这批电脑打印机中，从而通过打印机将病毒侵入到了伊拉克军事指挥中心的主机。美国领导多国部队发动沙漠风暴行动空袭伊拉克时，美军用无线遥控装置激活了隐藏的AFgl病毒，致使伊拉克的防空系统陷入瘫痪。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北约部队对南联盟发动空袭的同时，也利用攻击技术破坏无线电传输、电话设施、雷达传输系统等，以瓦解塞尔维亚族的电信基础设施。2002年伊拉克顶级域名无法解析，2004年利比亚国家顶级域名瘫痪，尽管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对外宣称是由于相关顶级域名注册局出现问题，但外界一直质疑其为美国发动网络打击所致。2010年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制造的震网病毒攻击伊朗核设施，导致伊朗984台铀浓缩离心机报废，致使伊朗核计划几乎停滞。2016年美国发起网络战攻击叙利亚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2019年初，委内瑞拉现总统马杜罗指责美国策划了对该国电力系统的网络攻击，致使委内瑞拉全国23个州中有18个州停电，导致交通、医疗、通信及基础设施瘫痪。

三、美国秘密政治战的全球网络建构

在美国主导的秘密政治战中，美国的网络控制权和技术优势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制定政策要求美国google、twitter、facebook等全球科技巨头将其数据中心转移到当地，以遏制外国间谍和海外数据入侵。华盛顿新美国智库（new America）网络安全研究员贾斯汀·谢尔曼（Justin shreman）近期描绘了联合国193个国家的互联网特征，报告认为全球互联网治理截然分为两大阵营，其中有50个“数字思考国”正在选边站队。欧洲大陆，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大选活动均受到假新闻冲击，政治安全受到严峻挑战，俄罗斯尤金·卡巴斯基指出，德国等国家正在考虑或者已经开始启动建立独立的互联网，其中涉及打造与互联网隔离的平行网络，用于高度的机密通讯。印度太平洋地区，在美国的印太战略牵引下，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四国围堵中国，针对中兴和华为展开遏制行动。中国历来主张网络主权为核心主权的互联网全球治理理念，中美5G之争凸显我国网络主权意识与美国网络霸权思维的强烈冲突。非洲地区，自2011年埃及颜色革命以来多国出现断网，今年以来毛里塔尼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国因政权安全受到威胁而引发断网行动，从世界各国的立法表现，网络主权安全将逐渐成为全球普适的网络价值标准，网络主权安全也将不断重塑全球地缘政治安全。

美国作为互联网的创造者和主要参与者，称霸全球、监视全球的战略野心不断受到现实的嘲讽和挑战，网络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已经到来，加之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武器的大量流出，以及人工智能加剧网络威胁的泛化和可复制的网络武器都将加剧秘密政治战的不确定性风险。（曹伟）

（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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