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 邓霓冉,黄松平,孙立健. 网络信息时代C2组织结构的六维模型 [J]. 指挥与控制学报,2024,10(2):170-176
DENG N R, HUANG S P, SUN L J. Six-dimensional model of C2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 network information age[J]. Journal of Command and Control, 2024, 10(2): 170-176
摘要
从一般性组织结构的创新思路及指挥与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C2)方法空间模型出发,以决策权的分配程度、横向协调程度、交互程度、C2单元的规模大小、C2单元的数量及关系影响强度6个维度来描述网络信息时代C2组织结构内中心与边缘C2单元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C2组织结构的六维模型,厘清信息共享在组织横纵向间的共享,决策权在不同层级之中有效赋能与分发,该组织结构在应对网络信息时代下不确定的战时环境时与传统结构相比更具备决胜优势。
在一般的组织意义上, 组织的存在是使个体在有限理性和社会影响的共同作用下, 围绕创新的决策形成共识, 以实现集体目标和个人价值的统一。组织结构的存在为组织提供一套管理杠杆, 并会随着组织资源的配置变化而不断调整。指挥与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 C2)组织结构既具有组织结构的普遍特征, 也具备军事组织的特殊属性。在古典组织理论到现代组织理论, 再到后现代组织理论的发展过程中, 涌现出的较为经典的组织结构如直线制、 职能制、 直线职能制、 事业部制、 矩阵制、 虚拟化组织结构等等, 体现了对决策权和信息分配的不同思路。
21世纪是一个更互联、 频率更快、 更难预测的时代。应对不确定成为常态, 敏捷性必须成为首要的素质, 而不是效率。C2组织面临的环境同样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信息来源更加多元化, C2组织结构也由传统的金字塔式直线层级制向扁平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 使得上下级之间既能实现控制功能, 也能实现协作交流功能。随着分布式杀伤、 马赛克战、 边缘C2等新范式的提出, C2组织结构需要进一步增强其在不确定的战场环境下的敏捷性和灵活性, 这也意味着需要重新审视中心C2单元与边缘C2单元之间的平衡关系。
美国学者瓦西利乌、 阿尔伯茨等提出的C2方法空间从决策分配维、 交互模式维和信息分发维3个维度描绘几种典型的C2的象征性相对位置, 也展现了涉及多组织的各组织实体间的相互关系, 然而在该视域下对C2组织结构的探讨显得有些单一。中心化C2组织结构与边缘型C2组织结构并非是对立的关系, 在变化诡谲的战场上, 中心与边缘相结合的C2组织结构更能具备决策优势[1]。基于此, 本文借鉴一般性组织结构的创新之路,提出衡量C2组织结构的6个维度,分别为决策权的分配程度、 横向协调程度、 交互程度、 C2单元的规模大小、 C2单元的数量及关系影响强度,以求构建中心C2单元与边缘C2单元有机结合的新型C2组织结构。
1 相关工作
1.1 一般组织结构的研究现状
已有的相关研究视角主要仍聚焦于组织内部, 其底层逻辑主要围绕着信息与决策权两大线索, 认为组织中的有效信息在组织内部交互共享, 以决策权的方式分配给各层级的框架, 需要在组织中衡量决策权的授权分配, 并基于此提出更新组织结构的一些设想。DANIEL和MARLO的研究指出传统的等级式的组织结构在整合相互依赖的个体单位方面表现得更好, 但是牺牲了局部的专业化, 当代的组织结构更多的是通过内生的相互依赖性, 构建自下而上的各主体参与设计工作的组织结构, 不仅能够整合各个层次的有限理性, 也允许下层单位追求自主权和专业化[2-3]。VICENTE将组织视为一个信息网络, 认为组织中的个体是信息网络上的节点, 进一步厘清组织结构在信息视角下的构成要素, 包括组织的类型、 信息网络的规模、 信息网络中的节点数量以及各节点之间在信息交流中的影响强度, 以形成基于共识的决策而不是基于权威的决策, 协调参与实施决策的各个体行为[4]。BILLINGER从决策的视角, 研究得出在普遍不确定性、 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环境中, 个体决策者更愿意局部改进搜索去探索更优的决策方案, 通过组织结构中的交互作用汇总信息, 将个体决策转化为组织决策[5]。JOSEPH研究决策和信息之间的关系, 提出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组织通过对海量信息进行分布式处理, 以实现分布式决策, 将个体行动转化为集体行动, 促进新的组织结构的形成, 而新的组织形式对决策的影响则是取决于其对相关联的信息处理特性的更精细理解[6]。BAUMANN围绕着组织结构中的相互依赖和嵌套的决策单元, 提出组织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 选取构成组织的决策者网络, 通过产生、 获取和处理其获得的内外部环境的信息, 从而在应对外部环境时能够便宜行动[7]。JOSEPH研究影响组织结构的多种元素, 认为组织结构不仅是组织设计者精心规划努力的函数, 而且是相互依赖的、 分布式的和情境化的决策所产生的响应的函数, 基于相互调整的替代性协调模式下的组织结构, 正在取代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组织结构模式[8]。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 决策权和信息这两个变量是目前所提出的影响组织结构的重要因素, 然而已有的研究仅从这两个因素来探讨组织内部结构有些单薄。此外, 在信息量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中, 组织作为一个行为个体在其作出决策的过程中也需要与其他行为个体产生关联、 共享信息甚至联合决策, 从组织内的视角出发是研究组织结构的一般路线, 然而这些研究对微观层面上因素的考察却较为缺失。
1.2 C2组织结构的研究现状
C2组织结构联结着C2理论和组织理论的相关研究, 是一般性组织结构在军事领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同一般性组织一样, 都是分布式要素的结合[9]。在战场环境中, 各指挥单位依托C2组织结构, 围绕着实现作战意图和完成作战使命的战略目标达成决策共识, 展开军事行动。C2组织结构的部署为响应作战态势、 传递作战信息、 达成作战决策提供一套管理工具。随着新威胁的涌现、 新技术和信息速度的进步和不确定性的增加, C2组织结构中信息和决策权如何有效分配, 将直接影响着能否对作战态势敏捷、 灵活、 快速地响应, 形成对敌优势。
从定性的角度, 已有的研究观点主要集中于降低C2组织的中心化程度, 并注重分布式决策和信息共享, 实现从顶层向底层的权力下放。MARVIN指出C2组织的集中化虽然能减少顶部的不确定性, 但是增加了底部的不确定性, 权力的下放能够提高共享意识, 并提出将底部边缘组织的自主信息优势转化为战斗力, 形成分布式决策[10]。SLAZINIK研究得出, 矩阵组织结构、 边缘组织结构和以网络为中心的组织结构都是较好的选择, 从中央到地方单位的横向上联系有助于增强C2组织结构的灵活性和信息流, 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11]。SHIN进一步构想了组织结构的设计, 研究指出军事集中式组织结构会造成决策的低效, 组织设计应当包括决策单位和决策过程的优化, 更需要考虑个人所分配的任务、 需要的资源以及传递的信息在整个C2组织结构中的相对重要性[12]。
然而这些研究视角只是宏观地提出去中心化的C2组织结构的概念, 缺乏对C2组织结构决策权分发和信息共享的内在逻辑的阐述和关系的厘清。已有研究对C2组织结构进行建模, 描述C2组织结构的基本组成和作用机理并评估改善C2组织结构的效能。第1种是以组织设计三阶段法为计算框架的C2组织结构模型, 这样的C2组织结构理想化地静态分配指挥权限和决策权, 忽略了决策者之间的动态联系, 难以响应不确定的动态战时环境。第2种是以研究信息论和Petri网为代表的C2组织结构模型, 在C2组织结构中运用信息熵描述决策行为, 建立基于组织熵的决策模型, 然而却忽略了C2组织结构内外除了信息传递的其他逻辑关系。第3种是以研究强化学习为代表的C2组织结构模型, 将C2组织结构描述成多智能体组织, 对其中的组织元素进行动态性表征, 呈现了网络化的组织关系形式, 但是缺乏对指挥控制职能和流程的描述。第4种是以研究复杂网络和社会网络分析为代表的C2组织结构模型, 运用图或矩阵对C2组织结构的拓扑结构进行建模, 反映的是其中的组织关系, 但忽略了C2组织结构中的组织元素、 组织流程和作用机理。
自边缘C2、 边缘作战、 马赛克战等概念的兴起, C2组织结构建模也有了新的研究方向, 孙立健等重塑C2组织结构模型, 基于不同组织元素、 不同组织关系和不同组织流程的各要素建模分析, 更加注重研究中心指挥单元到边缘作战单元的作用路径[13]。
综上, 种种研究结论表明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 传统的中心化C2组织结构早已不再适用新的环境, 如何更好地认识信息和决策权在C2组织结构中的逻辑关系和作用路径, 重新观测C2组织结构模型是研究C2组织结构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 本文基于一般性组织结构的研究思路, 创新性地提出解析C2组织结构的六维视域。
2 一般性组织结构的内在优势
对一般性组织结构的内在优势的探讨能够从宏观和微观视角厘清组织结构内部的逻辑关系, 为进一步创新组织结构提供思路。组织结构的定义包含两个层面的关键要素:第1层面是指组织结构决定着管理的层级和管理的幅度;第2层面是指组织结构应当实现从个体到部门再到组织的包括横向和纵向上的信息共享与协调。组织结构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的伸展与收缩构成了各种形态的组织结构。随着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个人知识和能力的提升和社会变革速度的加剧, 组织上层决策权的下放、 组织结构各节点共享信息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变革后的组织结构更加注重基于共识制定决策, 并兼顾基于权威的决策, 显示出在横向和纵向层上的信息和决策权的独特优势, 并将更多因素的考量纳入优化组织结构中来。
2.1 组织内的信息和决策权优势
组织结构的设计就是为了解决哪一个层级有权制定决策的问题, 决策层级的不同决定了信息需求的不同。组织选择传统的效率型组织结构, 则是强调纵向的沟通和控制;选择灵活的学习型组织结构, 则是强调横向的沟通与协调, 重视任务共担、 层级弱化和非正规的分权决策等。对于一个组织来说, 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组织结构, 集权和分权并没有很明显的优劣对比, 这就需要在组织结构中合理分配好横向和纵向的信息和决策权, 找出适合的集权和分权的平衡点。表 1列出了横向信息共享和纵向信息共享的具体方式。
纵向的信息共享方式主要包括3个方面:1) 将信息沿着层级指挥链逐层地传递下去;2) 将常规型的决策和信息标准化, 将员工的自主决策权约束在已知的决策边界内;3) 借助分发的定期报告和书面信息等沿着层级链进行上下沟通。
横向的信息共享方式主要包括3个方面:1) 通过遍及组织关系, 加强跨越项目和地理界限的横向协调;2) 搭建任务相关利益者的临时小组, 可以减少纵向层级链的信息载荷;3) 搭建各职能之间的沟通桥梁, 使团队成员在积极的人际关系协调中共享信息、 动员各层级人员达成任务目标。
横向和纵向两种信息共享方式的互相配合有助于组织结构内部实现横纵矩阵结构式的信息交互。信息在组织内的共享与传递, 横向上更偏向于跨职能部门之间的专业交互, 纵向上则更倾向于决策指令的逐层分发, 横纵交互上能够协调各个主体实现分布式决策, 因而通过局部决策优化促成全局决策的优化, 表现在组织结构上, 即去中心化组织结构, 也叫边缘型组织结构。边缘型组织结构比起传统的等级式组织结构, 从组织内部的架构考虑, 横向的专业化程度更深、 纵向的决策权分配更广泛且横纵的交互矩阵结构更深入。
2.2 影响信息和决策权优势的其他组织因素
组织结构在横纵向上的协调, 连接着各个体节点在组织结构中的信息交互和共识性决策的制定。信息在组织结构横纵向上的共享为组织达成共识决策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除此之外, 组织所形成的共识决策也受个体节点成员的决策正确性、 组织的网络节点规模和个体节点之间的敏感度的影响。
对于一个组织的目标来说, 选取一个合适的组织结构可以转化为最小化组织的决策错误损失, 其中决策错误损失用决策错误数量和决策的时效性来衡量。如果选取多层级控制结构和矩阵结构, 所有的决策权会集中于最上层的父节点上, 由于其具有丰富的决策经验和出众的能力, 会使得决策错误的数量减少, 但是时效性降低了;选取网络化的赋权结构, 将决策权下放给组织关系网络下层各节点, 在提升决策时效性的同时会以牺牲一定的决策错误数量为代价。这也是区分基于权威的决策和基于共识的决策的关键所在。因此, 组织的决策权下放至各行为主体, 那么组织结构中具有决策权的行为主体的规模大小、 节点数量、 行为主体之间关系影响强度, 也会影响着信息在组织结构内的共享与传递。
因此, 若将网状组织结构上的节点视为一个决策个体, 组织就不再是狭隘意义上的表现形式了, 这样的“决策个体”也可以是小型的决策单元, 并以“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影响整个组织结构形成共识决策的其他因素, 将包含决策单元的规模大小、 数量和决策单元之间的关系影响程度这3个维度。
3 C2组织结构的六维模型
C2组织结构作为军事领域的特殊组织结构形式, 其发展演变历程远没有一般性组织结构长远。传统的C2组织结构是以最高层的决策单元为中心, 基于过往作战的经验, 一旦面临作战时的任务式指挥需要下发行动决策, 便对任务使命建立最佳决策程序和任务分解, 并通过逐层级的组织结构传递给下层的行动单元, 实现从中心到边缘C2单元的决策信息辐射。虽然能够统一各作战单元的态势理解和认知、 优化调配部署战场资源、 协同整体和分域的作战进程、 综合保障作战全局要素等[14], 但在信息技术及武器装备技术快速发展变化的当下, 倒显得不那么敏捷、 灵活和适应, 面临着重重困境。前美国驻伊拉克特遣部队司令官麦克里斯特尔, 就意识到传统的等级森严的层级军事组织结构的很大局限性, 以及基地组织去中心化的网状组织结构的莫大优势, 继而提出对美军进行变革, 灵活地运用小团体形式, 得以自主适应变化的环境并构成杀伤力极强的大范围军事打击, 更有效地形成了对敌作战优势。因此, 相关研究已然提出马赛克战、 边缘作战等新兴作战概念下的敏捷型C2组织结构、 边缘型C2组织结构等C2组织结构类型。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一般性组织结构的创新优势出发, 借助C2方法空间模型的三维坐标图模式, 提出从多个维度来审视并描述C2组织结构, 厘清其间的内在关系和逻辑。
3.1 C2方法空间模型的借鉴
信息在战略博弈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古以来的社会性组织结构, 正是由于最高决策层掌握了多于其他层级的信息差, 因而形成自上而下的有效控制, 对于传统的战争来说亦是如此。传统的等级式组织结构, 意味着各个层级所能掌握的信息是有差别的, 越是处于底层的人员获取的信息量就越少。发展到信息网络社会, 交互式的网络技术使得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和多样, 对信息的自上而下等级式严格控制早已不再适用复杂且不确定的外部环境。
面对这样一种指挥控制问题, 在指挥控制方法分类上, Alberts和Hayes描述了一种简洁而有效的指挥控制方法分类, 通过构建决策权分配、 信息分发和参与者之间的交互模式3个维度, 对不同类型的C2组织结构进行划分。在此空间结构中, 三维空间的3个方向的延展分别代表着更广泛的决策权分配、 更广泛的信息分发和更少限制的交互模式, 并以此将等级型C2组织结构划分在左下角, 边缘型C2组织结构划分到右上角, 从左上角到右上角的延展, 表明指挥控制组织结构在3个维度上的不同程度的分散, 以区分C2组织结构网络赋能程度高低的不同情况。之后Aston研究小组于20世纪6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对英国大量实体组织结构的开创性研究“阿斯顿研究”, 其中, 考虑了64个定义组织特性的重要参数, 最终由PUGH等描述为3个基本维度, 分别是权力的集中化、 活动的结构化与横纵向专业化和工作流程的自主性控制。这3个基本维度的概括虽然与C2方法空间的3个维度不直接对应, 但仍与其息息相关。决策权分配、 信息分发和参与者之间的交互模式这3个维度, 概括了C2组织结构由中心C2组织结构到边缘C2组织结构演化的主要衡量参数, 是一种较为宏观的视角, 阐述的演化逻辑关系较为直观简单。
3.2 C2组织结构的六维视域
C2方法空间主要是从信息和决策权的角度形成3个维度来划分不同的C2组织结构, 广义地分辨了C2组织结构的一些类别, 概括了C2组织结构在宏观层面的逻辑。从组织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 则可以引入一般性组织结构的新观测维度, 即C2组织结构的决策权分配程度、 横向协调程度、 交互程度, 以及C2单元的规模大小、 数量和C2单元之间的关系影响程度这6个维度考虑作为C2组织结构的重要参数。
从“决策权的分配程度”的视角来看, 在C2组织结构中, 收集信息、 共享信息、 解析信息在决策形成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层级之间的信息差意味着能够对下一层级形成控制。为了避免决策权的过于集中带来的决策效率低下, 需要对不同层级赋能, 实现决策权自上而下更广泛的分配,从而形成多中心网状C2组织结构,增强C2组织结构的韧性和敏捷性。
从“横向协调程度”的视角来看,C2组织结构中各层级的C2单元在同层次水平上也需要加强协作与沟通,当面临战时决策时,一方面需要各作战区域内的C2单元在横向层级上信息交互和透明沟通,协同作战计划和战时决策,一方面需要各C2单元做好跨职能的响应,一旦某个节点出现问题,其他指挥控制组织单元能够迅速响应,代替完成相应作战行动。
从“交互程度”的视角来看,C2组织结构在横向上的协作沟通和纵向上的信息共享和决策权分配的联合形成C2组织结构的交互程度,每一个C2单元都可以形成局部决策中心,由其他C2单元辅助协作、 共享信息,横向和纵向的概念也就转变为围绕着该局部决策中心的交互矩阵形式。
从“C2单元的规模大小”的视角来看,C2组织结构中的C2单元包含具有决策、 感知、 行动和保障功能的各个功能单元,以决策节点的形式表现出来。C2单元的规模越大,具有制定作战决策、 获取情报信息、 发起作战行动和后勤支援保障的能力也就越强。
从“C2单元的数量”的视角来看,所有C2单元构成整个C2组织结构,C2单元的数量越多,所能掌握的信息来源也就越广泛,一方面形成共识决策的共享信息量更多,一方面在分析作战态势、 制定局部作战决策、 展开局部作战行动时形成帕累托最优,最小局部决策错误损失。
从“C2单元之间的关系影响程度”的视角来看,C2单元会基于就近原则共享给所能辐射到的其他C2单元,在C2组织结构网络中更高的连通性能够促进更快地达成共识,关系影响程度影响着C2单元之间对情报信息的响应和局部决策的制定,以及局部行动的支撑和保障。
宏观视角的3个参数的引入, 虽然不能与C2方法空间的坐标轴直接对应,但放诸于C2方法空间中,实体之间单一或更广泛的决策权分配对应着决策权的分配程度,实体之间的单一或者更广泛的信息分发对应着横向协调程度,实体之间的交互模型对应着交互程度。
如图 1所示,以一次海空联合作战为背景来刻画C2组织结构,我方主要打击的目标单元为敌方的驱逐舰2艘和巡航舰2艘,我方的C2组织结构包括1个中心C2单元和4个边缘C2单元,中心C2单元为海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空中指挥中心和海上指挥中心构成的联合中心单元A,边缘C2单元B、 C、 D、 E各自包括了决策、 感知、 行动和保障功能单元,其中决策功能单元为预警机、 歼击机编队、 无人机编队和驱逐舰的指挥官D1~D7,感知功能单元为预警机雷达和驱逐舰雷达S1~S10,行动功能单元为歼击机编队、 无人机编队和驱逐舰的武器单元A1~A12,保障功能单元为空中加油机、 装备保障编队L1~L5。从中心C2单元A到各边缘C2单元实现信息共享和决策权的分发,边缘C2单元的数量越多,意味着C2组织结构能够获取数量更多的、 来源更广的信息资源;边缘C2单元中所包含的各决策、 感知、 行动和保障功能单位数量越多表明边缘C2单元的规模越大;各边缘C2单元中重合共享的功能单元数量越多说明C2单元之间的关系影响强度越强,整体的C2组织结构便是由所有C2单元构成的纵横交互的网状组织结构。
图 1 微观视角的C2组织结构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C2 organization structure from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3.3 C2组织结构的六维模型作用机理分析
C2组织结构从决策权分配程度、 横向协调程度、 交互程度,以及C2单元的规模大小、 数量和C2单元之间的关系影响程度这6个维度的考量,表现在三维空间中,则是以中心C2单元为起点,向更广泛的决策权分配、 更高的横向协调程度和更深入的交互程度不断辐射、 联结各边缘C2单元,弱化了中心C2单元的唯一中心地位,更注重发挥各边缘C2单元的自任务、 自组织、 自行动、 自适应和自评估的优势,平衡中心C2单元与边缘C2单元之间的决策权分配。
中心C2单元在六维视域下的C2组织结构中,向下层级边缘C2单元辐射信息,赋能赋权,在对敌作战时作为运筹帷幄的高级指挥员,在必要时利用自身的决策权作出决策、 分发指令传递给边缘C2单元,主要角色还是集中于分析对抗敌方的总战略,根据战争态势协调、 控制边缘C2单元的作战行动总方向不要出现大的差错,从而在最高层面克服战时态势的不确定性,提高反脆弱能力,而将决策行动权转移给边缘C2单元。
边缘C2单元在C2组织结构六维模型中,主要承担着自主决策的功能,根据掌握信息量的多少和赋予决策权的大小成为新的决策中心,与其他C2单元相互协调、 共享信息,做好跨职能的响应,不仅表现为横向和纵向上的协调,还有交互上错综复杂的协调。边缘C2单元的感知、 决策、 行动和保障功能单元越完善,边缘C2单元的规模越大,与其他边缘C2单元之间的协作关系越紧密,越能促进横向、 纵向和交互的协调与协作。
如图 2,由中心C2单元A向各边缘C2单元的信息共享辐射, 意味着更广泛的决策权分配、 更高的横向协调程度和更深入的交互程度。中心C2单元A仍能够实现其决策中心的重要作用, 但“决策中心”的角色并不再局限于中心C2单元。以边缘C2单元B为例, 当其能够获取更多有效的敌方情报信息并处于对抗敌方目标的优势情形下, 果断成为新的“决策中心”, 在依托自身各功能单元的同时, 和相近的边缘C2单元C共享决策功能单元D2、 感知功能单元S3和行动功能单元A4, S3通过驱逐舰雷达获得感知信息, 不仅反馈给B, 同时共享给C, 从C处整合局部完整信息后反馈给B, 实现信息的共享和横纵向的协同, S3中的指挥官辅助迅速形成决策, 并联动B和C的所有行动功能单元共同展开作战行动。其他的边缘C2单元在不同的作战环境中均具有成为“决策中心”的可能性, 通过与其他边缘C2单元横向上的交流协作、 纵向上的信息共享, 快速响应不确定的战场环境, 实现了向边缘C2单元的积极赋权。
图 2 宏观视角的C2组织结构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C2 organization structure from macro perspective
中心C2单元和边缘C2单元在这六维上的传递路径和逻辑关系表明, 通过形成从中心C2单元到边缘C2单元, 更加注重边缘C2单元的全体共治型的团队, 实现决策权和信息的广泛分发与共享, 有助于形成迅速敏捷的对敌作战优势, 危急关头果断感知、 决策与行动, 在战争中抢得先机。
4 结论
本文提出C2组织结构六维模型, 借鉴吸收了网络信息时代一般性组织结构的共性特征, 概括出宏观层面上的衡量维度, 包含决策权分配程度、 横向协调程度及交互程度, 和微观层面上的衡量维度, 包含C2单元的规模大小, C2单元的数量以及C2单元之间的关系影响程度。依据这6个维度, 借助C2方法空间的三维坐标图模式, 构造C2组织结构的粒度小、 灵活性、 可视化模型。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 在C2组织结构中, 信息在各C2单位间的传递与交互影响着决策的制定与响应, 因此, 需要以从中心C2单元到边缘C2单元、 更加注重边缘C2单元为原则, 构建共同体团队, 纵向分权, 横向协作。各边缘C2单元视其所拥有的信息资源决定其决策权的大小, C2单元间的关系影响程度影响着其信息交流、 决策制定, 继而传导至中心C2单元, 形成中心C2与边缘C2的平衡、 横向与纵向平衡, 以此形成的C2组织结构在面临不确定的战时环境时, 能够迅速灵活地作出响应, 缩短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bserve-orient-decide-act, OODA)环周期, 形成对敌的决胜优势。
References
[1] 孙立健, 周鋆, 朱承, 等. 马赛克战兵力设计下的边缘指挥与控制组织结构 [J]. 指挥与控制学报, 2022, 8(2): 141-149.
SUN L J, ZHOU Y, ZHU C, et 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edge C2 under force design of mosaic warfare[J]. Journal of Command and Control, 2022, 8(2): 141-149. (in Chinese)
[2] LEVINTHAL D, WORKIEWICZ M. When two bosses are better than one: nearly decomposable systems and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9, 29(2): 207-224.
[3] RAVEENDRAN M, SILVESTRI L, GULATI R. The role of interdependence i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organization design: task, goal, and knowledge interdepende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20, 14(2): 828-868.
[4] SALAS F V, SAENZ R C, LOZANO R A.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consensus decisions through mutual influences: a computer simulation approach[J].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16, 86: 61-72.
[5] SINE W D, MITCHELL R, DINO R. Organization science[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1: 14204.
[6] JOSEPH J, GABA V.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decision-making: a retrospective and road map for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20, 14(1): 267-302.
[7] BAUMANN O. Models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in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J]. Mind & Society, 2015, 14(2): 169-183.
[8] JOSEPH J, BAUMANN O, BURTON R, et al. Reviewing, revisiting, and renewing the foundations of organization design[M]. UK: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18: 1-23.
[9] 张杰勇, 姚佩阳, 周翔翔, 等. 指挥控制组织建模仿真技术 [J]. 火力与指挥控制, 2012, 37(12): 7-10.
ZHANG J Y, YAO P Y, ZHOU X X, et al. Review on technologies for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command and control organization[J]. Fire Control and Command Control, 2012, 37 (12): 7-10. (in Chinese)
[10] JR M L S. Command and control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 case study of a representative air power command and control node[D]. Norfolk: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2015.
[11] SLAZINIK M I, HAZEN B. Global command and control for the future operating concept: implications for structural design and information flow[J].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2017, 31: 34-47.
[12] SHIN S J, KANG A, KIM D, et al. Improving counterfire operations with enhanced command and control structure[J]. Computational and Mathematical Organization Theory, 2019, 25(4): 464-498.
[13] 孙立健, 周鋆, 余正飞, 等. 指挥与控制组织结构模型研究 [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2, 42(12): 3412-3428.
SUN L J, ZHOU Y, YU Z F, et al.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model of command and control[J]. Systems Engineer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22, 42(12): 3412-3428. (in Chinese)
[14] 阳东升, 张维明. 边缘崛起: 边缘C2背景、 概念与模式机理分析 [J]. 指挥与控制学报, 2020, 6(2): 113-122.
YANG D S, ZHANG W M. Edge rising: background, conception and mode of edge command and control[J]. Journal of Command and Control, 2020, 6(2): 113-122. (in Chinese)
[15] 黄松平, 闫晶晶, 张维明, 等. 从重心到边缘: 指挥控制的历史及进程 [J]. 指挥与控制学报, 2020, 6(4): 341-348.
HUANG S P, YAN J J, ZHANG W M, et al. From center of gravity to edge: the history and progress of command and control[J]. Journal of Command and Control, 2020, 6(4): 341-348. (in Chinese)
[16] ALBERTS D S.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command and control in the information age[M]. YU J, translated. Beijing: Electronic Industry Press, 2005: 273.
[17] MARIUSS V, DAVIDS A, JONATHANR A, et al. C2 Re-envisioned[M]. Beijing: National Defence Industry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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